广州最近又在重映电影「珠江泪」。影片中李清饰演一个被国民党拉去当兵的角色，他的遭遇感动过无数观众。但我在抗战期间所见到的「拉壮丁」，规模之大，情况之惨，那比「珠江泪」中所表现的，厉害十倍也还不止。几百名穷人用粗索缚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旁押送，只要走慢一步，皮鞭就抽上身来，比之外国电影中所描写的罗马奴隶，情形实在好不了多少。说的是「全民抗战」，实际上战场的小兵，却只是这些到贫农家里去抓来的壮丁。当时全世界曾痛加指摘，蒋介石先生也因此而枪毙了国防部兵役署署长。但应当为此事负责的是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牺牲兵役署署长的一条性命，丝毫没有使全国的贫苦人民的痛苦减少了半分。
日本侵略军队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和损害，那是人人都知道了，用不着我再在这里饶舌。我故乡是浙江海宁的一个小镇，叫做袁花，镇上给日本兵烧得一根柱子也没剩下。我的家当然也是烧得干干净净，衣物财产毁了，倒也没有甚么，只是数百年祖宗积下来藏书的毁灭，曾使我父亲和哥哥大哭了几场。当时我还不知道书籍的宝贵，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也真应当大哭一场才好。
抗战胜利后，有一次我在上海搭火车，在火车站上看到一队国民党的士兵。那正是赤日炎炎似火烧的盛暑天气，七八名士兵凑钱买了一个西瓜，在月台上分了吃。营长来了，认为他们不守纪律，穿着皮靴的腿立刻将西瓜踢得稀烂，大概他有意在许多候车的绅士淑女面前显显威风，喝令这七八名士兵跪在轨道上晒太阳，一直晒了大半个钟头，直到火车远远驶来，才令这几名吓得面无人色，晒得全身湿透的小兵起来。
猛兽杀害生物，只不过为了将之作为食料，人类却发明了使人下跪的屈辱，人折磨人，不是因为自己肚饿而要将他吃了，只是自己的「尊严」饥饿了，要将别人侮辱一番，以满足自己的虚荣。许多政权迫害「异端」，不但是为了维持统治，往往还有这种虐待狂的心理在作祟。
一九四四年秋天，日军从湖南、广西一直进攻到贵州，重庆大为震动。那时我在中央政治学校读二年级。学校当局经政府授意，要发起全体大学生参军。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是蒋先生，应当作为全国大学的模范，所以参军运动进行得最是热烈，有些学生赞成，也有些学生不赞成。我们读外交系的，大多数都报名参加国防部外事局，做美军和英军的翻译。但不久日本军队就撤退了，重庆复归平静，大学生参军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可是学校中对付「异己」的运动却紧张的进行了起来，与国民党组织有密切关系的学生，开始清算不响应「校长号召」的学生。接连半个多月，学校中的气氛非常紧张，凡是平时对政府有不满言论的、对校长个人或党团说个讽刺话的，许多人被拉到介寿堂（那是庆祝蒋先生诞辰而建造的大礼堂）去，跪在「校长」的戎装油画大像前面，一面予以拳打足踢，一面要他对校长忏悔。
我自己幸而没有身受其辱，但目睹这种场面，心中气愤之极而无力反抗。经过三夜苦思，我得出了抉择：这样的政权是不值得拥护的，我不愿再听这位校长的训话，不愿再穿「校长鞋」（所谓「校长鞋」，是一种黑帆布面的胶底鞋，每逢校长来学校训话，每个学生就发一双这种胶鞋。同学们欢迎校长训话，主要的目的是在于「校长鞋」）。于是我不告而别，离开了学校，从此没有回去。不久，学校中贴出了开除我学籍的布告。
开除学籍也无所谓。我现在仍旧觉得，不值得忍受这种法西斯党棍的侮辱，来换取一个大学学位。那时我表兄蒋复骢先生（蒋百里先生的侄儿）是中央图书馆的馆长，于是我到图书馆去当小职员，说到读书的环境，做图书馆的小职员比做大学生还好得多。现在事情已过去了十九年，我在政校同班的同学中，有很多位在香港，有的是政府职员，有的是商行的经理。在大陆的，有的参加过朝鲜战争，有的进了新华通讯社。在台湾的，最出名的大概是胡骏兄，他做了多年蒋廷黻的秘书，居然和胡适之、胡秋原等合称为「五胡」；最不幸的是三位四川同学（栗岁豊、陈道东、陈昌绪），以「共谍」的罪名被一起枪毙了。
在中共的反右运动时，许多知识份子在精神上所受的屈辱，恐怕和「介寿堂」中所上演的也差不多。我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但从大陆「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上的记载看来，那也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并没有受到拳打脚踢的肉体虐待，但后果之严重，折磨之长久，或许更有过之。
这数十年来，极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经历过说不尽的忧患，说不尽的苦，杜甫说要「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但他自己做不到，我们也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