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我在这篇文字中谈国民党的缺点多而谈共产党的缺点少。那因为我大半生活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渡过，在共产党统治大陆之前，我早已到了香港。虽然这十四年中，我曾去大陆旅行过八次，那终究是走马看花式的，没有甚么深切的体会。虽然，即使是一个从未去过大陆或台湾的香港人，也可以发表他对这两个政权的感想，只要不是有意的歪曲事实，什么感想和意见都会有参考的价值。但我在这篇文字中，还是限于谈论一些我个人亲身的经历和体会。我当然知道，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有许多愁苦，有许多不幸，但这些真实的经历，应当让那些亲身受到、见到、听到的人来叙述。明报的「自由谈」中，发表过几百篇这类文字，以后也会继续发表。
榆瑞远托异国，离妻别子，这一番寂寞之情，我自然想像得到。四十天来，每天执笔写这篇文字，我总会忆起他亲切的面容、爽朗的笑声。我和沈宝新兄创办明报，起初只是一张四开的小报，但从第一期起，榆瑞就不断的给我鼓励和支持。他给我们写过关于梁羽生兄的特写、写过关于秦羽女士结婚的消息和贺词，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他设法给我们找新闻、写国际人物的专栏。他在离开香港之前，有一天晚上突然约我去喝茶，那是一次漫无目标的闲谈，说到了旧日的友人、共事的欢乐，也说到了世事的无常。我当时不知道他是来向我告别，只觉得他神色间有些黯然。我几次说要走了，他总是说再多谈一会。事后才想起，他是在珍惜我们这份友谊，心中有种「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之感。如果当时我知道了，即使一夜谈到天明，仍是会觉得时光太短。
古人要求朋友之道，应当「直」而「谅」。直，是要对朋友的缺点直率地批评；谅，是要对朋友的弱点和困难能有同情的谅解。我虽然不以为榆瑞到英国去写这本书是最好的抉择，但我相信了解他的心情。另一方面，我决不敢以为自己的见解比榆瑞更正确，但对他书中不同意的地方，还是直言无忌的写了出来。这几天有好几位朋友在其他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我这篇文字中的看法，尽管我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我丝毫不介意于直率的讨论。我以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最大的不利之点（对国家人民不利，对他们自己的政权也不利），是不能容忍直率的意见和讨论。如果我们也学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样，一笔抹煞和自己相反的看法，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对国是提出自己的意见呢？难道我们居然自以为比国共双方的当政者更聪明更能干么？我们唯一的好处，只不过是相信愚者千失，或有一得，只不过是相信自由民主的讨论，比之独裁和专政更容易接近真理。如果我固执地相信，只有我自己的见解才是真理，那正跟我们所要批评的人一模一样了。
所谓「理性主义」，就是「主张一切事情要讲道理」。这本来是我国千百年来的传统，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有些右派的朋友说，对共产党没有道理好讲，只有拳头才是真理。有些左派朋友说，政治中只有镇压和斗争，唯有武装行动才能取得胜利。从短期的情形来说，那或许是实情，然而长期的看来，我总是相信「公理胜于强权」，主张讲道理，并不是反对武力，不是连正义的战争也反对，而是主张在运用武力的时候，要凭理性来决定，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或盲目的信仰。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不论从那一点道理来说，我们都应当坚决抵抗。但国共战争是否值得打，理性主义者就觉得大有考虑的余地。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反对内战，尽管这种反对没有成功，但我们事后回想，这种反对并没有错。
张列宿先生正在发表一个连载，批判我这篇文字，题目是「理性主义者的悲哀」。我以为理性主义者是永远不会悲哀的。我们既然主张一切讲道理，那就永远在做最合理的最切合实际的抉择。如果事实证明，我们的看法错了而别人对了，理性主义者决不抱残守缺，决不坚持一种明知是错误的见解。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找到真理，原是最大的快乐。只有盲目信仰的人才会悲哀。因为一旦发觉他的信仰错了，或者他的信仰中出现了缺点和漏洞，发现到事实不能证实他的信仰而他又不肯放弃这种信仰，那才是悲哀。
当然，理性主义并不是墙头草、两面倒，决不是看风色行事。我们认为只要确信那是「善」，就必须「择善固执」。
这篇文章只是一些杂感，并不适宜于谈太多的思想和政治见解。过几天，我准备写一篇「谈中庸与理性」，或许可以作一些比较详细的讨论。
炎暑苦旱，心头却常常念着两句诗：「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远怀故人，恻念生民，颇兴草木风尘之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