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光武得天下的关键，在于收降了数百万义军。史书上对这些义军称之为「贼兵」。这种农民军队因饥寒交迫而起兵造反，但又劫掠百姓，可说是介乎义军与盗贼之间，人数极众而纪律极坏。刘秀恶战数场，大破之而予以收降。刘秀部下的将领对这些降者很不放心，投降的人也不自安。刘秀便以信心去感化他们，并不带什么卫队，随随便便的到降人军营中去，向他们安抚谈话。投降的人大为感动，说：「萧王（其时刘秀为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意思说，刘秀将他的良心拿出来放到了我们肚子里，我们还不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么？
中共在大陆国共战争后期取得犹如狂风扫落叶般的胜利，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容纳国民党的降军，不加歧视的编入共军部队之中。因此在短短数年内，共军的力量迅速壮大，而国军力量日就削弱。然而中共在大陆取得胜利后，对于一般百姓，却并不采用这种曾收效大的「兼容并纳政策」。中共歧视每一个曾与国民党发生过若干关系的人，歧视地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富农、中农。这是他们公开宣布的政策，并不是我在这里故意加以歪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五星旗为国旗。他们对于这五颗星的解释是这样：大星表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共说这四种人是「人民」，而地主、旧官吏等等则是「国民」，这中间已是将一部份中国人划分为「被专政者」。过了几年，五星旗的解释有了改变，大星表示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星表示全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是彻底改造成为劳动人民，在国家中便取消了地位。
中共既然执政，国家便由中共领导，那是理所当然之事。在「鸣放」期间，储安平、韦伯钧、罗隆基等人指责中共的「党天下」制度，我以为这种指责没有理由。难道中共打下江山，却恭请你章伯钧、罗隆基诸位大老爷来领导他们么？或者让出一部份政权，和你们分而治之么？大陆上的普通老百姓，事实上并无争领导权旳念头。想争领导权的，只是少数无聊的靠拢政客和野心家。中共在反右期间打击想争领导权的政客，我以为这是政治上的应有之义，对于那些胡涂而又怀野心的无聊政客，我们绝无半点同情，这些人想投机一番，企图爬上高位，过过官瘾，中共施辣手整他们一整，可说是人心大快。我所不同意的，是中国将全国老百姓划分为各色人等，因其阶级成份而施以不同待遇。这种政策既示人以不广，也使许许多多有才能的人遭受歧视。任何人都会有「以国士待之，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之，以众人报之」的心理。被歧视，就不肯出力，犬马尚且如此，何况是人？
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是由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而专政。然而中共的胜利并不是依靠无产阶级革命，主要是统一战线的成功。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有强烈的不满，对中共寄以热烈的期望。大陆政权的易手，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胜利，不如说是在共产党的能干领导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共的领袖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是留苏、留法的留学生和大学生，解放军主要是农民军队。中共在大陆取得胜利后，并不需要再以阶级斗争来巩固政权。我以为，中共如果不分界域的团结全国人民，全国人民只有对中共更加拥护，他们的政权只有更加巩固。
中国历史上政权最巩固、国力最强盛的是汉代和唐代。汉唐的统治者胸襟最广，对治下百姓最不加加歧视。这两个皇朝非但不歧视本国百姓，甚至不歧视外国人。汉武帝时的亲信大臣金日殚是汉朝的大敌匈奴人。唐朝大将李光弼、仆固怀恩、哥舒翰等都是外国人。元朝将百姓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四等百姓待遇各有不同，百姓反感大，它的政权也就极不巩固。清朝虽有满汉之分，满人虽有若干特权，但汉人事实上并不受多大歧视，因此清朝的统治就比元朝长得多。
南非和美国有种族歧视，便不断有种族纠纷。加拿大、瑞士的国民分说不同语言，但因没有歧视，相互间就没有纠纷。自古以来，阶级划分之严，无过于印度，贱民阶级甚至不能和婆罗门说话，从此积弱数千年，至今无甚起色。在家庭中做父母的如果偏心，子女间一定不和，受歧视的固然不幸、受偏爱的也是不幸。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因生产方式而有不同阶级，这是经济关系所造成的。阶级间必有矛盾，原是事实。但中共取得大陆后，经济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它政治组织的严密，军队的强大，绝对不必害怕资本家复辟，更不必担心知识分子造反。如果它自始至终采取一种温和的、宽大的、对任何人都推心置腹的仁人政策，则风行草偃，化民以正，无不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