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向来是很强的。一百多年来中国惨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欺侮,极大多数读书人都有一番报国之志,救民之意。在科举时代,读书人的唯一目标是做官,是学而优则仕。但自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大多数读书人都信奉孙中山先生那句话:「我们应当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一般读书人从事文学,研究科学,经营实业,办理教育和文化事业,只有极少数人才立志做官。许许多多人献身革命事业,目的确是在救国救民,不是为了自己的尊荣富贵。数十年来,中国经受了无穷的苦难,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仍是保持着这种可贵的传统。中共的领袖们很有才能,军队身经百战,足可卫国,政制严密,足可治事。如果他们对全国百姓一视同仁,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会各尽所能,在中共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我觉得中共搞各种各样的运动来「整治」、来打击知识分子,实在并非必要,事实上恐怕反而整得许多本来热心拥护中共的人离心离德。根本原因,我想在于中共认为知识分子靠不住,有造反而篡夺政权的可能,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决性。
中共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时,将全国人民划分阶级,以便区分敌友,这原是政治斗争的必要策略。但当他们在大陆上取得全面胜利后,即使是最反共的地主与旧官员,也只有个别的反抗,决无全面造反的可能。可是中共在各种政策中,仍旧认为只有工人和贫农才是高等人民、资产阶级、富农中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是次等人民,地主旧官员是劣等人民。
罗素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被压迫者的品质」。文中说,全世界有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被压迫者都有一种较高尚的道德。当爱尔兰、希腊、意大利未获独立时,欧美各国都认为这些民族道德崇高,但在他们独立之后,事实表现,这些民族在道德上和其他民族也差不多。妇女和儿童因为柔弱无力,大家就认为他们品格较为高尚,但心理学家的科学研究,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在机械文明时代,人们崇拜大水库、水电站、飞机、原子能、以及无产阶级,以为无产阶级品质,比一般人高得多。罗素说:「如果营养不良、缺乏教育、缺少阳光空气、居屋不卫生、工作过劳,在这种情况下所造成的人民,比之在营养佳良、受适当教育、空气充足、住屋舒适、有合宜休息种种条件下培养出来的人民更为优秀的话,那么经济结构的理论根本便站不住了,人民中有这许多人生活条件不良,因之有机会能培养出崇高的品德来,那么我们应当雀跃欢呼了。这种说法之不通,那是很明显的,然而许多信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们,一方面认为无产阶级比其余人民更为高尚可爱,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废除这种不合理的生活状况,可是他们却又说,优秀的人民,正是只有在这种生活条件之下,才培养得出来。诗人华滋华斯把儿童的高贵理想化了,心理学佛洛伊德推翻了他的说法。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的高尚理想化了,还需要一个佛洛伊德来证明马克思说法的缺乏根据。」
马克思推崇无产阶级,主要是赞扬他们的革命坚决性,倒不一定认为无产阶级的才智比其余的人更高。不过共产主义者认为革命性和党性是最基本的道德,因此无产阶级就高人一等了。
中国人向来认为「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从唐朝起,任用人才时基本上就不歧视一个人的家世出身。科举本身并不是一种好制度,但至少,应考的人士不论穷富,机会都是相等的。宰相的儿子在考进士时并不比贫农的儿子多享有什么特权,如果有什么经私舞弊,那也是例外,给皇帝查了出来,主考官是要杀头的,宰相的儿子所占的便宜,只是一方面与遗传有关,另一方面他有较好的读书环境、有较优的导师。
我以为无产阶级不见得比其余的人更坏,也不见得更好。我不相信阶级出身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品格和才能。中共认为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最重大的危害,但赫鲁晓夫是矿工出身,标准的无产阶级,毕生受党的教育。马克思是知识分子。恩格斯是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父亲是孟彻斯特纱厂大老板),列宁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先生也是知识分子。「反党」的高岗和彭德怀是贫农家庭的出身,但刘少奇的家庭是富农,是湖南省立师范和留苏的学生,周恩来与陈毅是留法的留学生,朱德是旧军阀时代的军人出身。比起中共的领袖们来,蒋介石先生的家庭出身更为贫苦,更加不是知识分子。中共历任最高级的领袖中,除了向忠发一人之外,都是知识分子,而对党的事业贡献最少的,就是这个向忠发。唯物辩证法认为万物都是不断的在运动,在起变化。人当然也是在不断的在变。拘泥于一个人的出身成份,那是否定了辩证法中「万物皆变」的根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