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字的内容已经越扯越远，如果题目改作「读『彷徨与抉择』有感」，或许好些。总算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兴」这种文体，逢佳节而思亲，赴荆门而怀古，由关关雎鸠可写到君子好逑，从白露为霜可写到所谓伊人。英国文学家卡莱尔写过一部轰动全世界的哲学书「重做衣衫」（Sartor Resartus），这部书号称讨论衣衫问题，实际上谈的是生死之谜，瞑想肉体与灵魂之间的秘奥。既然不朽的文章都可随兴抒发，我这些乱七八糟的无聊杂感，想更不妨言及题外，盖越是小人物，越是有随便说话的自由也。现在来说几个中国历史上的小故事。
公元二十四年，在西方耶稣正开始传道，在中国则是汉光武刘秀正与王郎激烈争夺天下。一度刘秀被王郎逼得狼狈万分，东逃西窜，汉中大将冯异捡柴、邓禹烧火，才煮得一碗麦饭给刘秀吃。后来刘秀斩了王郎，查获到大批文件，其中数千封书信，都是刘秀部下在势头不对时暗中写给王郎的，信中不是大骂刘秀，使表示决心归降。刘秀一封也不看，召集诸将，当众将这些文书烧去。他说：「烧去文书，不留证据，可令那些曾经想背叛我的人安心。」
曹操和袁绍大战，河北兵多粮足，曹操的兵力弱得多。曹操破袁绍后，查到不少书信，部是许昌（曹操的根据地）要员及军中将士向敌人私通款曲的，曹操看也不看，当众焚毁。他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
唐明皇晚年昏庸胡涂，但初接位时却是英明果决，开元之治，可以上比贞观。当太平公主进行政变时，群臣中有一批是她造反的党羽。事平后，唐明皇得到了造反者的名单和证据，命陆象先穷加追究。陆象先将这些证据都烧了，明皇大怒，要处他重刑。陆象先叩头说：「臣违了陛下圣旨以安反侧者之心，确是不敢逃罪。」明皇是聪明人，一点便透，唐书陆象先传中说：「帝悟而善之。」
明朝燕王造反，即位后，在宫中搜出建文帝时的奏章数千通，命解缙等检阅分类。皇帝规定的分类标准是这样：「凡兵言刑事宜者留觉，其语涉干犯者，悉焚不阅。」讨论军事与法律问题的，因为对以后的施政有参考价值，所以保存起来研究，凡是文中有攻击燕王，骂他大逆不道等等言语的，一概焚去。
汉光武、曹操、唐玄宗、明成祖，都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领袖。汉光武所得的评价更高，一般认为比汉高祖伟大得多，王夫之更说他是三代以后古今皇帝中的第一人。这四位大领袖创了这样巨大的事业，实与他们胸襟之广、气度之宏，有很大关系。曹操和朱棣（明成祖）对反对者的镇压本来是很辣手的，曹操主张「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令天下人负我」，朱棣杀方孝儒，首创诛十族之刑。但他们对人的本性，有很清楚的了解，知道趋炎附势，靠拢强者，乃是人的天性，出发点在于以求自保。既然我已得到了胜利，一般人自会向我靠拢，至于他们曾经反对过我，那就不必计较，如果耿耿于怀，只有使这些人心中不安。他们如果心中经常有一种威胁存在，觉得当政者牢牢记着自己犯过的错误，小则没精打采，大则铤而走险，索性来一个行刺造反。
因此如何以安反侧，乃是统治者的一个重要课题，从中国历史上的教训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宽大，不但不加处罚，而且连他谋反的证据也当众烧去。曹操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以心理学家的谅解，大政治家的风度，收揽人心，巩固统治。
京剧中有一出戏「摘缨会」，现在是很少人唱了。戏中楚王大宴群臣，命爱妃劝酒。这位妃子既美丽又性感，一个小将酒后乱性，非礼了她一下，也许是拧一下屁股，摸一摸大腿。这妃子悄悄摘下了小将头盔上的红缨作证据，去向楚王哭诉，要求严办。楚王立刻下令，大厅上烛火一律熄灭，每人都将头盔上的红缨摘去，这才张灯重宴。他不但不肯惩罚这个非礼的将军，而且不愿知道是谁，更使这将军安心，以后决不会向他开刀报复。后来在战争中楚王遇到危难，这小将出死力保护，以报当日灭烛摘缨之恩。
中共在大陆上胜利之后，对国民党的高级人员是十分宽大的，那是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标准。以傅作义、李济琛、卫立煌等所杀共产党人之多，尚得身居高位。但中共对于每一个人历史上的言行，却是每一件小事都不放松，一一纪录在案。对每一个人都查明你的祖宗三代，你自己坦白之不足，还要广泛调查你的三亲六朋，你村老老若是信口开河，他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刘秀与曹操当众焚毁文件的气度，中共是及不上的了。其实我们不谈气度，单就政治上的利害来说，也是「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的态度更有利于政权的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