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认为文艺和新闻根本便是「宣传」。中共和苏联最近在战争与和平、革命斗争等问题上，双方有极重大的歧见，但关于文艺和新闻政策，意见完全一致。苏联许多国际知名的作家、诗人、音乐家、画家最近要求创作自由，引起了官方极重大的压力。有一位苏联作家到美国游历，回国后发表游记，提到美国的某些好处，结果受到十分严厉的批评。对于这种方针，我是根本就不同意的。我以为任何艺术创作如果受到官方压制，那根本就不可能表达个人的风格和才华；任何评论如果必须遵从官方的路线，那必定会违反评论者自己的良心。
中共提倡戏剧不遗余力，由国家的力量来训练和组织人才。老艺人的生活安定，年青的一代也在国家的培养下发育成长。我们在香港所看中共的越剧和潮剧，那绝对不是以前演出所能比拟。我以为中共在保存和发扬中国旧戏这件事上，功劳极大。作为一个旧戏的热烈爱好者，对于他们的努力，我有真诚的感激。但他们关于旧戏的改革和整理，有些地方也不免损及艺术的价值。例如「四郎探母」，那实在是京剧中最优秀的剧目之一，角色齐备、唱腔精采，故事中有强烈的矛盾冲突，感情上有深刻的苦恼缠绵，但中共认为杨四郎没有国家民族观念，实际上是个汉奸，因而禁止了这个戏。其实在任何伟大的文学和戏剧中，主角都是有弱点的，不一定要求他在道德上是个完人，相反的，正因为他性格中有矛盾，内心恩怨纠结，难以自已，这才显出了人生的真实，表现出悲剧中的深刻意味。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斯是谋杀者、奥赛罗是杀妻者、李尔王昏庸胡涂，哈姆莱特犹豫不决，那一个是思想的完美人格呢？那些传诵千古的希腊大悲剧，有的主角娶母亲为妻，有的杀死了父亲，以惊心动魄的罪孽，构成惊心动魄的悲剧。
中共信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哲学，完全是从黑格尔思想中承袭过来的，只不过马克思说黑格尔是唯心的辩证法，而他的哲学则是唯物的辩证法。但如果没有黑格尔，就不会有马克思的辩证法，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黑格尔于古今悲剧，最推崇希腊沙福克里斯的「安蒂琪」（Antigone），认为古今戏剧，以此为首。安蒂琪是一个美丽而刚烈的少女。她哥哥为争王位，借了敌国的兵来攻打自己祖国第伯斯，在战斗中被杀死了。他是卖国贼，当无疑问。第伯斯国王克利昂下令，有人敢收葬这卖国贼的尸体，便处死刑。安蒂琪轻生重义，毅然把她哥哥的尸骨收葬了。安蒂琪是国王之子希蒙的未婚妻。国王经过一番内心的矛盾，终于将她绞死。希蒙心伤情人之死、唾弃父亲的不仁，也自杀了。安蒂琪的故事，有些类似我国战国时的聂嫈，她不怕严法而收葬弟弟聂政的尸体。郭沫若先生曾以此为题材写过一部话剧「棠棣之花」，我不知道他是否因「安蒂琪」而触动创作灵感，但由此受到若干影响，想来在所不免。
「安蒂琪」的故事虽和「四郎探母」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便是人情和国家观念的冲突。从中共的道德标准看来，被黑格尔认为「古今戏剧第一」的「安蒂琪」，想必是应当禁演的。
又以「三岔口」为例，武丑刘利华本来是个开黑店的店主，但中共的戏剧改革家们认为如将这角色处理为坏人，不免损害爱国义士的性格。
于是阴险狠辣的黑店店主成为一个偶然心生误会的莽夫。连带的，小丑脸上丑化的油彩也取消了，成为俊扮。这种改变符合了中共「爱憎分明」的道德观念，却削弱了摸黑相斗中生死悬于一线的惊险。演刘利华最出名的武丑叶盛章，是反对这样改变的，他的反对，在反右斗争中几乎成为他一项重大的罪名。
整个说来，中共对旧戏的扶植和改革，我仍以为成绩比缺点大得多，益处远远超过了害处，可是对于话剧、电影等主要现代主题为内容的、现代形式的戏剧，中共的干涉和限制，我却以为所造成的损害远比好处为大。
曹禺在解放后将「雷雨」作了重大的修改，便是一例。「雷雨」大概是我国话剧中最动人最深刻的悲剧。它描写命运的播弄、生命的无常、幸福的幻灭，触及到人生中许多最强烈的感情。然而曹禺在根据中共的文艺政策而加以修改后，变成了一部枯燥黯淡的公式化舞台说教。原来极富于戏剧性的动人场面都被删去了，激情变成了宣传，人性纳入了模型：周朴园是剥削工人血汗的资本家，周萍是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鲁大海是革命的劳动者，鲁妈、繁漪、四凤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坏人不可以有好的一面，周朴园不得对鲁妈有真诚的怀念，好人也不可以有坏的一面，繁漪不得怀有性的苦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