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表演团体每一次来香港演出，确实受到爱好戏剧艺术的香港人热烈欢迎。但这种欢迎主要是出于对中国艺术的喜爱，不一定和共产主义思想有什么关联。观众最喜欢的，是感情丰富、技术深湛、教条气息最少的节目。凡是略微沾上了公式化、共产主义八股味的演出，观众便不欢迎。越剧的「红楼梦」、「碧玉簪」和「西厢记」，潮剧的「陈三五娘」和「扫纱窗」，京剧的「白蛇传」和「姚期」，这些戏剧深深的打动了人们的心灵，喜剧中的欢乐和幽默，悲剧中的崇高和痛苦，使观众经历到了真切的喜悦和哀伤。如果中共在香港的演出都强调党性而否定人性，宣传革命斗争而不是描写爱恋和温情，即使香港政府不加干涉，恐怕也不会有多少观众了。
我不同意榆瑞的说法，说这些戏剧表演不能满座，以致新华社不得不强迫左派机构的工作人员忍痛买票看戏，相反的，由于座位有限而想看戏的人多，我只觉得左派主持者在戏票的分配上，似乎太看重「特权」和「地位」。中共号称工农联盟、无产阶级专政，然而我以为中国广大农民的地位并不见得提高了多少，如果不是共产党党员，一般工人也不见有什么真正的政治权利。中共派到香港来的戏剧表演是十分精采的，但新界的农民、渔民、荃湾和官瑭的工人们，能有机会看到么？戏院内前排中座最佳座位里的座上客，极大多数是左派机构的高级职员，中华总商会的大老板他们珠光宝气的太太小姐、电影明星……你和中共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政治地位」越高，你的座位也越好。左派机构中的低级职员和工人，即使愿意出钱，也未必有机会能看一场来自大陆的戏，更不用说有好座位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金钱挂帅」，共产主义社会中则是「政治挂帅」。中共剧团在香港演出，如果关系够不上，无法买到戏票，那么多出点钱买黑市戏票，也还可补救，这是「政治挂帅」和「金钱挂帅」的「双帅制」。但在大陆，如果不是有相当地位，不是有特殊关系，根本不可能看到最精采的戏曲节目和艺术表演，有钱也没用的。
分配戏票只是一件小事，我个人更是毫无怨言，我有时只觉惭愧，因为听到许多人说无法看到大陆戏曲演出而深感遗憾，而我大致总有机会看到每一场好戏。但由小也可以见大，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许多人享有特权，到了共产党统治时代，仍是有许多人享有特权，不过享有特权的人换了一批而已。所谓政治，归根结底，只是享有特权的人如何努力保持他们的权力，而没有特权的人如何努力争取权力。
在任何社会之中，人的地位总有高低之别。英国首相或美国总统请客，礼宾司对客人席次的安排有严格安排，大使当然坐在公使上首，部长当然比次长更靠近主人。苏联和中共对这一套的重视，丝毫没有差别。我并不企图指责这种习俗。事实上，这种习俗也有它的好处，可以鼓励人们力求上进，但同时也在不断提醒人们对名位和虚荣的重视。初唐四位大诗人的排名是王杨卢骆，挂二牌的杨炯颇有牢骚，表示「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卢前王后」的心理，虽贤人亦所不免。看
来，西方人发明的鸡尾酒会和「布番」自助餐，倒是一种更民主的方式。
对居高位者持一种现实观点，那是每个人的本性，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在舞台上，我们不能要求马连良和跑龙套的有同样轻重的戏份；在人生舞台上，自不免也有地位高低的分别。主张将一切都拉平的「平等主义」，不但幼稚，事实上也根本行不通。因此我不相信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理想，是可以达到的。我们在大陆戏曲表演戏票的分配中，看到了有特权和政治待遇的分别，然而如果没有各种分别，人人要各取所需，各要最佳座位，就算是在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能办到么？
说到对中共剧团演出的评价，左派报纸自是一贯的喝采叫好，作为负责宣传任务的官方报纸，原是应有的责任。然而在具有艺术良心的人们看来，有时会觉得这种宣传不免价值不高。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完美无缺的政府和政党，也不相信世界上有完美无缺的艺术和戏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广告手法，将艺术商品化了，而共产主义的宣传手段，却是将艺术政治化了。我们在左派报纸上看到的评论，似乎凡是来自大陆的艺术，都是好得无以复加，而美国和台湾的电影，简直是一无是处，我认为大陆派到香港来的戏曲表演有极高的艺术水平，但并非每一个节目都好，更不是每一个人都好到了极处。政治和艺术虽有关连，但两者究竟各有各的范围和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