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报本来的社训是「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不党是不依附于任何集团；不私是不因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歪曲事实；不卖是不接受贿赂，不受人收买；不盲是有独立见解，不是盲目的人云亦云。大公报原来的西文名是一个法文L’Impartial，那便是无党无派、不偏不倚、独立公正的意思。二十年前，全中国大部份报人都以无党无派、大公无私为可贵，但在今日香港，许多人却以为无党无派、大公无私乃是脚踏两头船，是左右逢源。或许，人们习惯了报纸的党派性，以为非左即右，如果真有人努力公正中立，别人以为他不是替中共做统战，就是暗中受了蒋经国或所谓「第三势力」的收买。其实，报纸的力求公正，乃是全世界与中国报业的最佳传统，问题在于：是不是真的能做到大公无私？
旧大公报的光荣，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公正，二是爱国。我不以为旧大公报是绝对公正的，它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是有各的「小骂大帮忙」，在国民党内部派系的斗争中，它偏袒政学系。然而在爱国这一点上，却是绝无可疑。大公报本来是天津的报纸，在国难深重的年月中，当华北许多报纸受到日本人和汉奸的收买时，大公报始终坚持爱国抗日的立场。一九三五年冬季，华北当局受日本的压迫，下令邮局不得寄递大公报，使这张全国性的爱国报纸局限于天津一地，于是大公报创办上海版。在抗战前夕和抗战期间，它在鼓吹抗日、号召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的工作中有很大贡献。抗战初起时我刚进初中，当时读到的大公报上的几篇文章，直到今天还是记得清清楚楚。范长江先生描写汤恩伯死守南口，沸腾了多少青年的热血；蒋百里先生分析日本侵华必败，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信心。
一九四一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选出大公报是该年度全世界最佳的外国报纸，赠予奖状奖章，那是中国报界首次在国际上获得的荣誉。该学院教务长法兰克·马丁在写给大公报的信中说：「贵报确是一家外国的自由报纸，在悠久的过程中，对公众有优异的贡献。我们这项决定，兼得深知贵报伟大贡献之美国报人的一致赞许。」当举行颁奖典礼时，重庆报界举行庆祝会，由大公报社发表对美国的广播，其中声明：「大公报的言论是独立的，我们不接受投资，同人不作政治活动。中国抗战的目的，在争取自由独立。中国盼望美国出来保卫文明，干涉侵略。中国相信反侵略势力最后一定胜利。中国将来一定奉行民主政治，决不会实行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政治。」但这个声明中最后几句话，到目前为止并未实现，台湾在实行国民党一党独裁，而大陆则在实行无产阶级独裁。
我以为一家理想的报纸，根本政策应常公正而爱国，在报馆内部，应当自由而开明，任何人不因政治思想而受到歧视。榆瑞所说「我对报馆有感情上的联系」，相信是指旧大公报这些精神而言。
由于国共双方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双方的报人都成了「宣传工作者」，双方的报纸都由党的宣传部领导，「公正」两字，那是谈不上了。敌方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己方只有好处而绝无坏处。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世界上报本不可能有这种情形。何况，这些好处和坏处，都是被极度夸张的予以描写。大陆易手后我前后曾去过八次，其中有几次停留的时间并不短，据我亲眼所见，大陆的真正情形，并不如大公报、文汇报所描写的那样是「幸福的天堂」，也不如香港时报、真报所描写的那样，是「恐怖的地狱」。在许多地方，它有很大的好处，在另外许多地方，也有极重大的缺点。
榆瑞的书并没有完全能避免这种从「政治宣传」出发的不公正，例如其中有一段说：「每当大陆为了宣传而派出戏剧团或杂技团来到香港时，新华通讯社就全面展开工作，组织观众和欢迎团，赠送免费戏票以设法争取中间人士，同时将当地的反应，向北京和广州当局报告，有时演出这种表演的戏院不能满座，新华社就动员所有左派机构的工作人员去坐满这些空位。虽然必须付出惊人高昂的票价，但没有人能加以拒绝，因为这是一种政治任务。」
每次大陆表演的团体来到香港，欢迎和欢送的人们总是那一批左派人士，这是事实；赠送少数免费戏票给一些写文章的人，希望他们撰文捧场，这是事实；新华社将当地的反应报告给北京和广州当局，我猜想那也是事实。然而自一九五六中国民间艺术团来港演出，以后潮剧、越剧、杂技、青年京剧团、评弹、青年音乐家，以至目前正在上演的北京京剧团，我不知道有那一次曾出现过不能满座的情形。所谓「强迫看戏」，迄今为止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在左派机构中工作的朋友很多，但每次买票都会发生很大的困难，为了不好意思多麻烦朋友，只好多出几块钱去买黑市戏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