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中共在文艺方面的工作，对于旧事物的整理，和培养，远胜前人，而于新作品的独创，未免恹恹无生气。这是什么原因呢？据我想，要创作伟大的艺术作品，必须有相当的创作自由。整理旧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组织能力和财力，这一点中共是具备的，而新的创作，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作者个人才华的自由抒发，是个人内心激情的迸露，这一点在大陆受了限制。中国成千成万文人写了数百年的八股制艺，但竟无一篇不朽的传世之作，根本原因，便在于这些制艺必须根据钦定的公式和思想来写作。我当然不是说大陆上没有新的优秀的文艺作品，我只是觉得，以中国文化传统之深厚，人才之众多，这十多年来应该有极大的成就才是。在目前的文艺政策下，恐怕不易产生像鲁迅那样尖锐辛辣的散文，像郭沫若那样热情奔放的诗歌，像曹禺那样深刻感人的戏剧，像茅盾那样气魄雄伟的小说。
中共最优秀的戏剧，是京剧、潮剧、越剧、川剧、汉剧。最优秀的电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林家铺子」、「祝福」、「杨门女将」、「碧玉簪」……那都是承袭了前人的创造基础，再加以发扬光大。「白毛女」电影也极好，其所以动人，主要因为它描写的是真实的激情，是一个被压迫的少女的真实遭遇。但许多以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斗争、知识分子改造为主题的电影和戏剧，创作上便受到很大的束缚，缺乏深度，无法使观众心灵震荡，情难自已。
我们在香港买到的中共出版的古书，那真是精采。每一部都是由全国第一流专家校订和注释。版本极佳，错字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例如「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现在阅读起来多么方便！我在学校时，有一年暑假的读书计划，中文是读「资治通鉴」，英文读四部莎士比亚悲剧。莎氏悲剧有详细的注释和分析，虽然是外国文，读起来反比中文容易得多。「资治通鉴」是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一共有九十册，要读通它的标点，就要化相当力气，至于难字难句、典章制度，更是查不胜查。结果只读到六十余册，暑假就完了，学校开课，于是和世界上大多数读书计划的命运相同，我的计划也无法完成，数年前中共的新版本「资治通鉴」出版，其时披卷夜读，综览千载，几乎是像读历史小说那样容易，那样的兴味盎然。
三年前的某天，傅奇、石慧夫妇在我家闲谈。石慧看看我的书架，她发现架上有许多中共整理出版的古书，也有一些「战争与和平」、「罗亭」等俄国的古典文学译本。她问我：「你为什么不读国内的新小说？为什么不读苏联的新小说？」我觉得这句话很难回答，想了一想，才说：「一个人一生能读的书很有限。古典作品经过时间淘汰，证明已有固定的价值，读了不会浪费时间。」这几句话虽然是一部份理由，但更主要的原因我那时觉得不便出口。事实上，我读过许多中共和苏联的文艺小说「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等都是读过的，这些作品的思想性很强，技术水准很高，但我不喜欢它们的公式化。在中共和苏联，所有能发表的文艺作品，都严格依据官方的政治路线，我知道这种政治路线，那么，只须读了一部小说开头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便猜想得到以后人物和情节的发展。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讽刺解放区某个乡村中选举的不民主，他说既然年年大家都一定选这
个人，何必费事填写选票上的人名？不如刻个印板，每年拿来印上一印，岂非简单省事？对于许多公式化的文艺作品，我禁不住也有这样的感觉。虽然，这个「印版」不免要大些，内容也要复杂些。
榆瑞书中有一节提到，香港的左派报纸绝对不提对中共不利的事实。他说：「他们隐瞒新闻的政策，引起了我的愤慨。从一九五九年起，大陆上粮食的极度缺乏越来越严重了。香港大部份居民在中国都有亲友，要求寄粮包回去的信件，像潮水般涌到这岛上来。但香港的共产党报纸对饥荒的消息只字不提，而在共产党机构中工作的人，没有一个敢谈论这件事。当别人问起时，他不得不违背良心而断然否认。」
去年五月间大量大陆同胞涌到香港，此间左派报纸也是完全不加报道。
所有这许多情形，都是基于一个根本原因：共产党认为文艺和新闻就是「宣传」。任何文艺作品和新闻报道，必须有党派性、有战斗性。中共前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王任叔（笔名「巴人」）主张文学中应有普遍的人性，他认为喜欢香花美景、男女之爱和亲子之爱，乃是人的天性，资产阶级是这样无产阶级也是这样。这种理论使他成为右派份子。共产党的新闻学观点，猛烈攻击「有闻必录」的无原则态度，他们强调说，所有文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都必须是党的宣传员。在这一点上，一般反共文艺和反共报纸，却与共产党具有相同的观点，他们也认为文艺和新闻的目的只是宣传，反共宣传。
理性主义者不同意这种态度。我们认为，文艺应当抒写真实的情感，新闻应当报道真确的事实，评论应当作公正的断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