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高中最后两年，是在浙东的衢州中学读的。那两年中，几乎每天都听到日本飞机的炸弹声，老师在讲解功课，轰轰的炸弹在杀害生命。第二年春末，我又目睹了一件人类历史上的大残酷事。日本军阀奈何不了坚毅不屈的中国人，于是在浙东用飞机散播鼠疫细菌，衢州是他们攻击的重点。
香港也曾发生过可怕的鼠疫，但那是天然的不幸，不像衢州那样，日本的化学家们在实验室中培养了无数细菌，投掷在人口密集的城里。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惨事的人，很难想象到其中惊心动魄的恐怖。在抗战时期的医药条件，一染上鼠疫便是死亡，那是无可医治的。染上了鼠疫的人被放在一条小艇中，艇中放一些食物，流在衢江之中，过得三天，一把火便将小艇烧了，没有人理会他当时是死是活。只要有一家人家发现了鼠疫，附近七八家人家的房屋必须全部烧毁，除了金器之外，什么也不能携带，连钞票都要烧去。往往，一晚之间，一家店铺中的人尽数死了，从此这家店铺的门板不再打开，没有人敢开门进去瞧瞧，只有放火将屋子烧掉。衢州是个十万人的城市，每天，数百人数百人在疫病中死亡。
我们学校在乡下，但鼠疫细菌还是散到了。我同班好友毛良楷，突然间染上了鼠疫。他是江山人。深夜两点多钟，他在床上呻吟起来，那时候，人人都知道鼠疫的症状，立刻全校震动。我们的老师姜子横先生化了两个月的薪水，才雇到两个乡民，用担架抬着毛君送到他家里去。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提着灯笼，和姜老师跟在担架后面护送，心中也不知难过更多，还是害怕更多。山道旁树林中的猫头鹰在啼叫，毛君躺在担架上不住问：「这是鬼叫么？我是得了鼠疫么？」我们只有安慰他，说绝对不是，渐渐的，他神智迷糊了，只是叫唤：「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我要骑马，我要骑马！」声音慢慢微弱，没到家就断了气。
学校里养得有四匹马，每星期体育老师教一次骑术，毛良楷是学得最热心的。他是天才的运动家，田径和各种球类无一不精。然而从日本生物实验室中出来的鼠疫细菌，钻到他的肺里。一个生龙活虎的少年，深夜里在山野中呼喊：「我不要死！我要骑马！」
等我们回到学校时，校里的同学都已逃光了。文焕和浩然还在等我，当天，我们逃到了文焕深山中的家里。「十日谈」中那十个逃避鼠疫的男女，每天讲的是恋爱和私情的故事，而我们在文焕家中，想到的只是疫病的恐怖、战争的残酷、良友的永别。在那段时期中，我们惊吓实在太过厉害，少女的俏影对我们都失却了意义。
抗战和国共战争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亲人，如果不是这些战争，我父亲、母亲、弟弟，那些亲爱的人一定还好好的活着，团聚在一起，至少，我们总能常常会面。这些永难弥补的悲痛，决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经历。
然而，世界上居然还有人高声叫嚷战争，美国和苏联的将军们不断发出威胁：「如果你们怎样怎样，我们就以核弹对付。」中共的领袖们说：「我们不怕核子战争，中国六亿人即使在核子战争中死去三亿，我们还有三亿。」他们就是没有想到，那将是多少母亲的眼泪，多少情人的鲜血，多少深情和友谊的破灭，多少家庭和幸福的摧毁。
毛泽东先生的前任夫人杨开慧，一九三〇年在湖南被何键杀死。毛先生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战死。赫鲁晓夫的一个儿子，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牺牲的。丧失爱妻和爱子的痛楚。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权势和最高的光荣，也未必能够补偿。毛泽东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写了一首「蝶恋花」词，赠给在国共战争中战死的老友柳直荀的妻子李淑一。那首词的第一句是「我失骄杨君失柳」，最后一句是「泪飞顿作倾盆雨」。即使是最反共的人，读着这首词时，或许也会同情一个作丈夫的、一个作妻子的丧失了爱人的哀痛。这种哀痛，许许多多国民党一方面的人也是同样经受到了的。赫鲁晓夫说，如果我们对西方国家作战，不免杀死千千万万无产阶级的兄弟，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却先杀死这许多无产阶级兄弟，那是不值得的。罗素说，在一场核子大战之后，不论是那一方面胜利，人类都是再也没有信心活下去了。但愿人人都同意这两句话。
一九四九年冬天，我坐火车经过徐蚌战场，一眼望出去，莽莽黄土，广原无垠，地下尽是一条条深达丈余的战壕。一个中共士兵在车厢中讲这场徐蚌大会战的惨烈经过。并不像中共许多文艺小说中所描写的解放军战士那样，这个士兵虽然在叙述胜利，语调中仍是流露出他当时的害怕，他提到许多战友的名字：老张、小王、小李（这些人名，我当然记不得了）……这个人是怎样牺牲了，那个人又是怎样牺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