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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计划的「新杂志」没能出版，那是在山顶之会后的数天，费彝民先生通知我们的。他所说的理由是「社务委员会」没有通过。我们相信这是真实的理由。因为我们计划中的杂志，主要目的是为新中国的文化作宣传，就像初期的「新晚报」那样，没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以新中国的好处，潜移默化的传达给读者。我们不接受从这杂志中得到任何报酬，也不想宣扬自己的名字。至于经费，那是没有问题的。费先生是一个很慷慨的人，他在香港有许多很有钱的上海朋友，例如维大洋行的董事长王宽诚先生（他是旧大公报的董事，现在是中华总商会会长）、前长城电影公司的董事长吕建康先生，随便要谁拿出一两万元来赞助一件文化事业，都是轻而易举，何况，这杂志未必会赔本，而费先生自己也有钱。
他是苏州的世家子弟，有相当的产业。当香港大公报向中共靠拢的前夕，总经理胡政之先生已逝世了，那时每天只销二千多份，经济窘迫之极，报馆的担子都压在费先生的肩头。后来他在同人的会议上透露，他从上海到香港，私人有几十根金条的财产带来，结果都在这段时期中贴在报馆里了。大概，以后大公报还了给他。
「彷徨与抉择」中批评他生活豪华，据我看，费彝民不是共产党员，既然自己有钱，住得宽敞一点，有汽车坐，并不能说怎样过份。
一九五〇年，刘芃如的太太杨范如有一位女同学流落在香港，没法子回上海去。杨范如谈起这件事时，无意中给费先生听见了，他立时便
送了一千元给她，使她得能北归。后来我到上海，还见到这位女士，她对费先生十分感激，说她始终没能见到费先生，向他说声「谢谢！」连他是怎么样的相貌也没法知道。
前年，书画鉴赏家朱省斋先生想出版一部「中国书画」，没有经费，费先生给他邀了几个朋友，每人筹借三千元，就解决了问题。
所以，我们杂志的流产，不是在于计划的本身，不是在于经费。问题在于，我们这四个人的作风太自由散漫，太没有组织和纪律的观念。将这计划「越级」去向费先生提出，本身就是违反纪律的事。我们以旧社会中天真幼稚、漫不在乎的方式，企图在一个左派机构中推行一个小小的计划。在十二年后的今天想起来，我们在政治上实在是不可饶恕的无知而单纯。
我谈到这小故事，决不是对大公报和新晚报的领导者表示抱怨，如果当时我是大公报的社务委员会之一，或许也否决这个计划的。当然，榆瑞、芃如、寿龄和我四人失望之余，不免在咖啡馆中大发牢骚，指摘这个人眼光太小，那个人胸襟太窄，但我们就没有指摘自己的无知，没有责备自己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
共产党认为每个知识分子都有本质上的严重弱点，太个人主义，太自由主义，凡是在一个左派团体中太突出的个人，迟早会被要求将锋芒和棱角磨光了去。我们四个人后来各有了不同的道路，那是这大时代中，香港知识分子的四种不同的道路。道路之不同，似乎主要决定于
这个事实：他能不能放弃或改变自己的个性，以服从团体。芃如的路已走完了，我们三个人还在走着。
「彷徨与抉择」第一章开头记叙榆瑞在苏州被捕的情形说：「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二日，下午一时还差五六分钟，京沪直通车将到苏州车站。我和一位来自香港的银行界朋友在餐车中吃了中饭。他邀我到他车厢中闲谈。他将一个大柑塞在我手里，随口道：『潮州柑』。突然，一个铁路警察走进来，说：『同志们，请拿通行证出来。』我的银行界朋友似乎有点紧张，立刻从皮夹中取了通行证出来，低声说了几句抱歉的话。我没有觉察出有什么不对，从左边胸口袋中取出了路条。我还没递给他，那警察就从我手中抓了过去。他对我的路条细细看了大约两分钟，于是说道：『你路条上注明只是从广州到上海的。』」
其后记述他如何被捕而送入上海的监狱，经过的情形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里不必重述。榆瑞所说的银行界朋友，就是朱寿龄。他在上海解放之前，是中国农民银行的襄理。在任何场合之中，他都喜欢以「小丑」的姿态出现，但他决不是「小丑」。这是任何文学作品中都未描写过的角色，复杂的性格中充满着丰富的矛盾。我和他第一次相识，是颇为戏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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