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一本旧书上看到自己从前留下几个字批注，偶然翻到抛在抽屉角落里的一枝旧笔，偶然听到远方一位旧友的消息，往往会感到几分喜悦，几分惆怅。日子是永远永远的逝去了，但在心底深处，过去的事总是不能忘记。年青时代的欢乐与哀伤，偶然的，会在汽车声和电话铃中，蓦地里闯到脑海中来，于是，忍不住眼眶有些湿润，手掌有些颤抖。虽然是在现代大都市中的尘嚣中，我还是根深蒂固的带着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和温情。旧日朋友们的争执和吵闹都忘记了，只是记着他们的亲切。对于过去，我常常感到茫然和惋惜，很多歉仄，然而，没有什么后悔。
读到周榆瑞兄那本「彷徨与抉择」，许多早已模糊了的记忆，忽然又鲜明起来。第一件想到的事，是十二年前的秋天，一个斜风细雨的傍晚，我和榆瑞，芃如，刘朱，寿龄四个人，在山顶缆车站旁的茶室中喝茶。我们在等一个人——等费彝民先生。
这件事，当刘芃如兄去年去开罗途中在曼谷堕机逝世时，我曾想到过。我又忽然想到了英国哲学家宁罗素的一段话。他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历史完全是经济发展决定的，其实，世界上许多偶然的意外，往往会改变历史，如果当日德国的移民局局长消化不良、脾气不好，没有批准列宁离开德国到俄国去，那么苏联革命的面貌恐怕会大不相同。
我们这些小人物，当然对历史丝毫不起什么作用，但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一些偶然的事件，却是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如果十二年前我们 在山顶中的商量有另一种结果，今天，芃如或许仍是在「新晚报」的编辑部中精心琢磨地翻译，榆瑞或许仍是坐在芃如的桌上肆无忌惮地大笑，寿龄或许正成为榆瑞取笑的对象，而我自己，正在给「新晚报」写着影评，或者正在将「大家谈」读者的投稿，一篇篇地投入了字纸篮——虽然，心中不无有些抱歉，为了这般的无情，将许多年青的希望投到了字纸篮中。
如果是这样，我们都会很欢喜的。
我们四个人那时都是「新晚报」的翻译。芃如兼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我兼编新晚的「下午茶座」副刊。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过后，下午的闲谈是最愉快的享受。在芃如的发起下，我们计划出版一本杂志，一本文艺性的学术性的杂志。我们不准备这杂志中讨论政治，只是介绍外国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散文和诗，也包括图画、音乐、电影、戏剧和舞蹈。我们介绍中国人最光采的才华，也介绍外国人最诚恳的成就。我们想，为了适合海外读者的胃口，我们应当办得尽可能的通俗。把乌兰诺娃和玛哥芳婷美丽的图片，放在一起，把戴维罗的漫画和黄永玉的装饰画放在一起，我们评论美国电影和香港电影，也评论明星和导演……这本志杂的名字叫做「新杂志」。
这时候，榆瑞写的几本「金陵旧事」出版后，销路很好，我译的「中国震撼着世界」销路也很好，芃如译的「外交家」刚脱稿，「新晚报」的销数已超过了「星岛晚报」……我们满怀信心，年青人的精力过剩，觉得国家前途光芒万丈，报纸的发展步调迅速，我们每天下午与其在咖啡馆中闲谈过去，不如替报馆多做一些工作。
我们已草拟了整个计划，这天约了费先生来，再跟他详细商量一下。天气突然的寒冷，细雨从窓中不住的飘进来。到了约定的时刻，费先生来了。他以一贯的兴高采烈，替我们叫了许多食物，又以一贯的兴高采烈，接受了我们的计划。他说：「良镛负责编辑，寿龄做经理，芃如负责国外的组稿，榆瑞负责国内的组稿。我先去筹一万元向华民政务司登记。」我们向他郑重声明，这些工作完全是义务的，绝对不要任何报酬。在几个年青人的眼中，薄暮时分的寒雨变成了阳光。对于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创造的喜悦是最大的喜悦。榆瑞提议：这本杂志第一期出版后，我们五个人每人手中拿一本杂志，再到这里来庆祝，「不过我还要带一瓶香槟！」芃如说：「新晚报是在狂风暴雨的飓风中诞生的，『新杂志』是在寒风苦雨中诞生的。」
但「新杂志」并没有能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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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刘芃如是一九四○年代四川大学外文系的翘楚，一九四六年获奖学金入读伦敦大学研究英国文学，一九四九年回国途经香港，受邀加入《大公报》任国际版编辑。一九六二年，刘芃如受邀前赴埃及参加国庆活动，不幸飞机失事，英年早逝，梁羽生亦有撰文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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