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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瑞在一九四六年参加上海大公报，我在一九四七年加入。虽然我只比他迟了一年，但两人的身份地位是颇为悬殊的。他在西南联大（当时全中国最好的大学）做过英语讲师，在英国和美国的新闻构中担任过相当重要的职位，进大公报后就被任为驻南京特派员。我进上海大公报是考进去的，担任电讯翻译，那时白天还在东吴大学法学院读书，不论年纪、资格、能力，都和他相差很大（他大我十岁或十一岁）。对于当时香港大公报中李纯青、杨刚等共产党的领导人，我能心悦诚服的受教，而他则格格不合，那也是很自然的。那时候，香港大公报编辑部中，不但有李纯青和杨刚，还有王芸生、周太玄、杨东蒪这些第一流的左派学者，日夕的亲炙之下，我自己的思想情感很是和谐，确信共产主义是我们这苦难的国家唯一救星。在那时候，我的学识和见解，都没有使我能对马克思主义有丝毫怀疑，至于我发觉中共做法中的各种缺点，自己在思想上越来越离开马克思，终于成为罗素所主张的理性主义者，那是许多年以后的事了。
榆瑞是一个出色的记者，他坦白亲切，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和一个陌生人混得很熟。他个性极端外向 ，是典型的多血质性格。在于交际这一点上，倒是与费彝民先生很相像的。榆瑞记忆力很强，各种细微的小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受过文学的训练，对于人的性格和言语，有强烈的兴趣，但他不是一个深思内省的人。他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哲学这些问题，几乎是漠不关心。「香港时报」总编辑李秋生先生以「车攻」的笔名，在「新生晚报」写了三篇「再谈周榆瑞书中的人与事」，其中有一段说：「周不是个政治上有深刻的人，他只是一
位硬干的职业性的新闻记者，从他的书中可以看到他缺乏思想上的深度，有时天真流于浅薄。因此对于『彷徨与抉择』一书你可以找出许多缺点。」李先生的结论，仍是认为这本书有价值。他不认识榆瑞，他对榆瑞的了解，只是根据这本书内容而达成的，但我以为这是与事实很接近的看法。
由于榆瑞过去在新闻界的成就和地位，由于他对政治思想的不感兴趣，更重要的，由于他直接认识周恩来、董必武这些中共要人，他对大公报中的左派人士自然不见得怎么尊敬。事实上，这些左派人士的过度狂热，什么事情都是一面倒的看法，往往成为榆瑞公开讥嘲的目标。下面这个小小的例子，或许可以说明当时香港左派新闻工作者（包括我自己）的心理状态。
一九四九年间，香港左派文化人中研究国际问题的，每星期有一个讨论会，经常是星期五下午，在干诺道中一二三号四楼（那时是华商报的报馆）举行。新华社的乔木（现在他是中共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在外交问题上的主要助手）常常出席报告。此外夏衍、张铁生等也偶尔来分析一下当前的重要问题。因为参加这座谈会的领导人物，确是目光敏锐，学识丰富的中共优秀份子，我现在仍旧认为，这座谈会对于我这种当时什么也摸不着头脑的青年，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记得在南京解放前夕，我曾在这会中问乔木：「乔木先生，将来全国解放后，香港和澳门的问题怎样处理？」
他用手指轻轻弹着茶杯，想了一想，说道：「反对中国人民的，主要
是美国政府。我们以后的重要工作，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据我个人看，香港的现状是否保持，要看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不是有利而定。各国帝国主义者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将全世界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打倒了。」他在十四年前的分析，直到今日，似乎仍是中共对港澳的外交政策。应该承认，这是了解全盘局势的远见。
榆瑞对国际问题没有兴趣，从来不去参加座谈会。同时，他认为外国记者对局势的分析，一定比中国人更加准确。他并不掩饰自己这种观点。当时我们认为所有的西方国家记者都是大资本家御用的宣传员，而他对于西方记者的尊重，远胜于许多有头脑的本国人士的尊重。
不久，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朱启平从纽约回港，这个座谈会便请他去报告美国的近况。他的报告令大家很失望。他着着于美国民主党和其共和党之间的政争，但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早就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只是代表不同的垄断资本集团，他们互间的争权夺利，没有多大的重要性。他报告一完，立刻有人问道：「朱先生，据你所看到的，美国劳动人民现在的失业情形怎样？」朱启平道：「唔，唔，我想，我想，总有一百多万人。」
但在当时，美国失业者高达三百二十余万，是参加座谈会的人个个挂在口上的。朱启平的答复，立刻显出他对美国的弱点认识不够清楚，也就是说，思想不够前进。于是，一连串的问题向他提了出来，登时令他颇为狼狈。———————————————————-
按：乔木，即乔冠华，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