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中所提出来的问题，全都着眼于对美国不利的方面：美国周期性的经济恐慌目前有什么象征？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是否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垄断资本家财富的集中，在政治上有什么具体表现？美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不是有长足进步？美国人民怎样反对政府的庞大军费预算和援外计划？华莱士领导的进步党有无可能在国会中多占一些席位？
这些问题，平时我们在座谈会中是已研究得很清楚了的，但朱启平显然没有多大准备，因此答复得令与会者大大不满，而这些不满，有些人当时便礼貌地表示了。大公报派朱启平到纽约作记者时，那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报纸，真正的主持人吴鼎昌先生是贵州省政府主席和蒋介石先生的文官长，总经理胡政之先生是国民参政员。大公报对国民党政府的基本方针本来是「小捧大帮忙」，朱启平带着这样的方针到纽约去，他不可能将这方针全部抛在太平洋中而回来。他在座谈会中所显示的狼狈，正表示了大公报在短短一段时期中转变得如何快，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无法圆满地与之适应。同时，这也表示，一般过激的左派文化人，只愿意听好消息而不愿听坏消息。
「报喜不报忧」的作风，不能容忍与官方路线有任何距离的意见，我以为道是中共许多人士的重大缺点。朱启平这件事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以后事过境迁，也没有留下任何不愉快的回忆。但道个小插曲是有象征意义的。我个人以为，「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件事，是中共的「三失」。这「三失」之所以造成，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许多原因之外，在心理上，那是当政者不容忍异见的直接后果。
朱启平当时在座谈会中的发言，并没有赞扬美国，事实上已是尽可能的予以抨击，只因为抨击得不够狠、不够热心，只因为他对苏联和中共所惯用的逻辑太不熟悉，所以即使是在一个学术性的讨论会中，很快就令人感到「难以容忍」。
周榆瑞的态度，与朱启平更有距离。这些自由参加的讨论会，他根本从来不出席，在报馆内部的学习小组，他在发言时最通常的方式，总是说：「对于这问题，外边的毛子们（指外国人）如何如何看法。」他决不掩饰自己与英美人士的熟悉，事实上，他对外国人的意见很有兴趣听取。由于异乎常人的记忆力，他把这些意见都记在心里；由于个性不喜欢研究政治和哲学等抽象理论，他也没有什么驳斥这些「毛子们」的自己意见。
我和榆瑞在政治上的见解并不一致。他一直反共，我一直不反共。不认识榆瑞的人，以为他写这本「彷徨与抉择」，是一个极重大的转变，但我和他有十多年的交情，直到今天，我仍旧认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却以为他根本没有什么转变。他一生之中，从来没有信仰过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唯物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等），从来没费心研究过，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也不见得有什么关心。虽然在大公报的公开集会中，他没有发表反共言论，但在他可以信任的朋友面前，从来没有说过半句有利于共产主义的好话。
他只对具体的人有兴趣。他在「新晚报」上写过许多攻击国民党要人的文章，然而这些文章之中，谈的只是某某人某一件事的荒唐和昏庸，某一桩有趣的桃色事件，他对罗家伦的英文名字叫做「拿破仑·华盛顿」嘲笑得最厉害。他反对国民党，并不是认为国民党的政策对国家人民有害处，只是瞧不起官僚们的腐败和低能。他很尊敬周恩来，出发点不是相信共产主义是中国最佳的希望，而是尊敬周恩来的才能和性格。这一点他在「彷徨与抉择」的序言中说得很明白：「一九四六和一九四七年，我在南京担任一家主要中国报纸的特派员，在中国人目光中，总是将这家报纸比作『卫报』和『纽约时报』，我的职位使我经常能会见共产党的领袖周恩来（现在是北京政权的总理）、董必武（现在是北京政府副主席），而他们的主要助手，几乎每天都和我相见。他们都给我以『坦白』与『诚恳』的印象。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强调地对我说，如果他们建成了共产国家。中共要争取西方国家的同情与友谊，他们决计不愿将中国关在一张铁幕的后面。那时我还不过三十岁，对中国国民党的无能与腐败又十分失望，所以我立刻接受了他的话，毫不保留的信任了他。」
我和榆瑞过去在政治上见解的不同，并没有影响到我们成为好朋友，今后，我相信我们的友谊也不致因此而有什么损害。现在和过去所不同的是，他将内心的反感，公开发表出来，而我希望借这个机会，指出中共的许多缺点，提出一些理智的批评。这些批评，我三年多来经常在本报（即香港明报）的「社评」中发表，所不同的，只是现在署上「金庸」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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