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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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光农场与湘西旧情—金庸生平新考   | 金庸与湘西:牛阿曾回应查玉强

  还在“家长制”运作得得心应手之时,金庸即已深谋远虑,开始准备在《明报》内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从70年代末开始,《明报》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改革,几度反复进退,无数争斗浮沉,终于在90年代初初步实现了预定目标。作为这一进程的直接推动者,金庸始终面临两难:制度化是他坚决推行的大政,但他又不希望因为改革而引起《明报》内部的大动荡。他的指导思想是:“改革要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东改一点,西改一点,……进步太慢,还是胜于急躁而酿成了重大错误。与其失足,还不如走一步,看一步,再跨出半步试一试,不对就立即缩回。”(《金庸与报业》第311页,香港明报出版社2000年版)
  可见,金庸的要求是点点滴滴的改良而非剧烈转换的变革。有趣的是,他的这句话与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不能就此认定金庸必定受了邓小平的启发,但至少是“英雄所见略同”,或是一种“认同”。就此而言,金庸对内地改革开放在实践中的某些做法表示出巨大的热情,自然良有以也。
  然而,在激进人士看来,点滴改良未免“保守”。就是在《明报》制度化进程之中,也弥漫了“激进”与“保守”之争。而呈现出白热化状态的,则在1988年底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在未来香港政制上的歧见。在这场饱受炮轰的争论中,“保守”的金庸屡被指为政治投机,出卖港人利益。但以金庸的思想认识与处世方式来考察,这其中固然有思想本身缘由,更可注意的,则是体现了与《明报》制度化实践一致的指导思想而已。香港政制从“九七”前向“九七”后的过渡,当然也是一种改革,少改一点,变化不要太大,在金庸心中显然要比一下子或很快进入民主状态要稳妥得多。这正是金庸一贯的立场:积小改成大改,以不影响稳定为上。写到这里,不由自主想起了一句话:“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难怪金庸自称今人最敬邓小平(本来是吴清源的,他自己改了,见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2001年4月14日夜《对话》),惺惺相惜嘛。
  金庸一生谨慎。所以,在他的生命里,既不会有致命的惨败,也不会有快速的跃进。《明报》发展成报业王国,得益于40年的苦苦经营。别人若有他这样的资产,难免会有冒进的冲动,而金庸没有。这也是“保守”。金庸说自己:“我比较保守、稳重,甚至可以说是过分保守。我办《明报》时,除了买明报大厦需要向银行借钱外,其他的全没借过。或者,可以这样说,我没好好利用报馆的资产……”所以,于品海接手后一系列大胆的新动作,便格外引人注目。有人说起,金庸只好说:“现在新的管理阶层做生意好广、好大,和我的经营方法不同,是进取了。”(《淘金文摘》第一辑第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还是董桥说得有意思:“我未必同意查先生的一些保守观点,可是,他的每一篇文章我都细读,读的是那毫不保守的文字和气势。”(《没有童谣的年代》第15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