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药师这一艺术形象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民间传说中的诸葛亮、刘伯温式的聪明绝顶、无所不知、多才多艺的智者;一是蔑视礼教、不拘小节、至情至性、狂放旷达的魏晋人物。诸葛亮、刘伯温之所被“神化”、“妖化”,乃至又在黄药师形象中复活,主要是有意无意地迎合广大故事欣赏者对智慧不自觉的向往心理;而魏晋风度的成分则是作者有意识的自主选择,毕竟,大多数人无法理解、不愿接近甚至排斥、敌视这种离经叛道、不可理喻的表达方式。 黄药师首相亮相的《射雕英雄传》写于1957-1959年间,正是金庸在香港左翼阵营的最后两年。也就是从1959年开始,他全力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明报》。金庸为什么离开存身十年的左翼阵营?他有过夫子自道: 我在《大公报》前后十年,马列主义的书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力气研究,属于有点成绩的人,开小组讨论会时,我是组长。但我觉得他们的管理方式与我格格不入,因此决定辞职,转到长城电影公司当编导。(《名人心路》第57、58页,香港南粤出版社1990年版) 他们对于戏剧的限制非常严,编个剧本要这审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个适当的创作环境,我没坚持下去。(《金庸传奇》第41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沉闷与压抑,越到后来也就越难忍耐。《射雕》的写作,适逢其时地给金庸打开了一扇窗子。主人公郭靖还是规规矩矩地向着大侠的未来成长,黄药师却光彩夺目地寄托他对教条的厌恶与对个性的张扬。羽翼渐丰,他终于要摆脱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小心谨慎的日子了。 现在还可以想像金庸写黄药师时的淋漓畅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