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做皇帝的二十二年，在中国历史上最是黄金时代，称为「贞观之治」。这里再举一些例子，说明这二十二年中为什么国家强盛、人民安乐、政权巩固、四夷宾服。
第一是爱惜百姓。贞观二年，发生了蝗灾，李世民很是忧急，在御花园中捉到了几枚蝗虫，祷祝道：「百姓以谷为生，你吃他们的性命，宁可你吃我的肝肺，不要吃百姓的谷。」举手将蝗虫放到口边，左右侍从忙加劝阻道：「恶物吃不得的，恐怕会生病。」李世民道：「我为百姓受灾，任何疾病都不怕。」于是便吞蝗虫。以现在的科学眼光看来，李世民此举似乎有点愚蠢，但当时人人都相信帝皇受命于天，他的一举一动关涉到天下大事。他宁可自己生病，只求百姓不受灾祸。这番仁心，是令人很为感动。
李世民每次想建造一些宫殿，他的部属总是力加劝阻，认为劳民，而李世民也一定接受意见。侍御史马周有一篇疏文中说得很直率：「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人主虽欲追改，不可复全。故当修于可修之时，不悔之于已失之后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蓄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李世民对这篇奏章大大称赏。国家的兴亡，不决定于政府搜刮的财富是多是小，而在于百姓的生活是苦是乐，这真是至理名言。贞观四年，李世民派兵去修造洛阳宫。张玄素竭力反对，举出隋炀帝时的例子，说明大兴土木如何劳苦百姓，最后说：「今天的财力不及隋时，陛下这样干，恐怕比炀帝还不如呢。」李世民有点生气了，道：「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道：「如果你不下令停止，那么和桀纣也差不多了。」李世民叹道：「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我考虑没有周到竟弄到这步田地）！」当即下令停止建造，说道：「洛阳宫是不造了，以后我如果有事到洛阳，就是露宿，也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是接纳忠言。上面已举过一些例子。他采纳说得对的话，但旁人如果说错了，也从不处罚。贞观二十一年，齐州有一个百姓段志冲上书，请求李世民传位给太子。在封建皇朝时代发表干涉到皇位的意见，最是大逆不道的大罪。李世民好好的在做皇帝，一个普通百姓忽然异想天开的要他退位，那不是该杀头么？朝中大臣都主张处以死刑。李世民下诏书说：「山狱之中，大海之内，都藏有污秽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损及它们的高深。段志冲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百姓，居然要天子退位。如果我有罪，那表示他很正直。如果我没有罪，只不过显得他是个狂人罢了，何必和他计较？」
李世民曾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他主张不能让百姓太空闲了，应当经常令他们辛辛苦苦，干完了这件事，又去干那件事，那就容易统治。魏征听了，大不以为然，上书驳斥他这个主张，道：「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魏征认为，只有百姓安乐空闲，有心情和时间去跳舞跑马、游泳打麻将，国家才会兴旺，如果政府差得百姓气也喘不过来，国家便有危亡之险。李世民自认错误，对魏征的话深加奖叹，道：「已列诸屏障，朝夕瞻仰，并录付史官（我把你的理论写在屏风上面，我早晨起身，晚上睡觉，都读到一遍，以免难忘。我并命史官记录，得使后代子孙遵守）。」
第三点好处似乎并不很明显，然而非常重要，那就是「少改政令」。贞观十五年，李世民指着宫殿的屋顶，对左右大臣道：「治天下如建此屋。既已造好了，不要今天改一改，明天又来变一变。就算只不过换一条椽子，将一片歪了瓦放一放正，但你爬上爬下，敲敲打打，一定会有所损伤。如果为了想达成大大的功绩，经常改变法制，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那么一定使百姓感到劳苦困扰（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其实归根结底，不劳扰百姓，便是「奇功」。
第四点是外交政策旳原则：「治安中国，四夷自服」。李世民对外国用兵甚多，但根本政策，在于治安中国。隋炀帝最喜欢虚华，在外国人面前充阔，外国使者来朝，在各处吃饭买东西不用付钱，政府暗中替使者代付，骗他说中国富庶，要什么便拿什么，谁都不用付的。外国使者不是傻子，知道隋炀帝骗人，但也不说破他，乐得各取所需。李世民的政策则是「不以蛮夷劳中国」，采用李大亮的方略：「欲怀远者必先安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远考秦汉，近观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毙。」李世民并不像隋炀帝那样为了伸张国威，拿许多财物去送给四夷，但因中国富强，外国自然敬服。四夷少数民族，对李世民都爱之敬之，称他为「天可汗」。他生平最大的错误，乃是征伐高丽（朝鲜），这是意气用事，违背了他既定的基本国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