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对新闻工作的三原则举了许多实例来解释。简单的说是这样：「联系群众」——报纸的新闻和评论，应当联系实际——消息应当真实，评论应当中肯，所有在报上登载的东西，都应当切于实际，绝对不可「客里空」，「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社会上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政府的不合理措施、任何个人不正派的作风，报纸应当提出批评，用以纠正缺点，改正错误；报纸本身如果有报道错误，说错了话的地方，要勇敢的自我批评。
所谓「客里空」，那是一个苏联新闻学上的名词。客里空是苏联革命初期的一个记者，此公最喜欢「想当然耳」，抓到一点因头，自己就加以翻绎推论，加油添酱。此公用这种方法来报道新闻闹出不少笑话，因此其名大噪，苏联新闻界对不符事实的新闻报道，就称之为「客里空」。有一段时期中，毛泽东在上海而刘少奇在北京，某些右派的客里空中主义者就推想中共内部有变，发布消息说中共民族派和国际派发生激列冲突。中共货轮「跃进号」失事沉没，有些左派报纸就推想这是美国鱼雷的杰作，现在看来，不免也有一点「客里空」的色彩。
任何报纸要做到绝对的准确真实，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实和报道之间，多少会有一些距离。我觉得孔子所说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八个字，还是做报纸的最好标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远胜过「强不知以为知。」
胡喬木所提的一个标准，中共的报纸是否做到了呢？我觉得一般说来，并没有做到。当人民公社开始实施时，大多数农民并不赞成这种军事化、集体化的组织，但在中共报上看不到半点反对的声音，这不是联系群众。当大炼钢运动妨碍了全国工农业的正当发展时，报上并未提出任何头脑清醒的意见；亩产四万斤、五万斤的卫星田明明是一种极不科学虚假试验，报上却以照片和数字证明它的正确，这不是联系实际。只有在「鸣放」期间，中共许多报纸才真正对中共、对政府和某些个人的作风提出批评。然而这些大胆提出批评的报纸，编辑业务的实际主持者，后来极大多数被划为右派份子，北京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北京大公报总编辑袁君都是，甚至中国青年报的编辑部也受到整肃。这当然不是鼓励报纸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
如果中共大多数报纸真能如胡喬木所主张的那样，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坚持这三点原则，在报上反映群众的意见、报道准确的事实，对各种不合理的、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现象提出公正批评，我想信国家和人民固然同蒙其利，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也是好处多过坏处。在报纸上一味歌功颂德，除了使当政者内心陶醉一番之外，有什么好处呢？要内心陶醉，看一场精采的戏剧、听一次优美的音乐，效果不是更大么？
中国人向来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忠直的话，听起来当然不及谄谀那么悦耳，但事实上却是有好处的。中国历史学家总结三千多年的历史，施政的两个根本原则是「爱民」和「纳言」。
美国记者史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说毛泽东先生最爱读的一部书是「资治通鉴」。一部「资治通鉴」，反反复复的说来说去，其实就是「爱民」和「纳言」四个字。它以无数的例子证明，要统治长久，政权巩固，第一是爱惜百姓，第二是接纳忠言。
这部书从韩魏赵三家灭了智氏而分晋的史事开始。第一个故事中又分为两个小故事，一方面说智氏何以失败，另一方面说赵氏何以胜利。智氏所以失败，关键在于智宣子立错了世子，智宣子的儿子智瑶有五大优点：英俊魁梧、能射善卸、多才多艺、巧文雄辩、强毅果敢。但他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不仁」。有人劝智宣子不要立他，说他以不仁之心来发挥这五个优点，结果智族一定要亡在他手里，但智宣子不听。
「赵氏孤儿」的后代赵简子却明智得多。他命尹铎去治理晋阳。尹铎要他指示施政的方针：「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意思说，你是要我去剥削百姓，像抽蚕茧的丝那样，不尽不止呢？还是要我去保护百姓，像建筑城堡那样，越培越厚呢？赵简子曰：「保障哉！」于是尹铎减少百姓的赋税，藏富于民、后来智氏进攻赵氏，赵氏逃到了晋阳。晋阳的百姓对赵氏很是感激，不论智氏如何猛烈进攻，百姓始终不叛，最后终于是赵氏灭了智氏。
冯煖替孟尝君市义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他烧去债券，换得了百姓的拥护。由于百姓拥护，孟尝君虽在宫廷政治斗争中失败了，齐王还是奈何他不得。政治家爱民，其出发点有时可能是自私的，然而这不
但利己，也是利人。中国的政治哲学家们认为，「仁」不但是道德的，而且也是于政权本身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