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瑞书中说到他担任新晚报的翻译，辞去印刷公司经理的职务。「不久，在一九五一年，费彝民很客气的将督印人的名义从我手里接了过去。我并不怎么介意，因为这个头衔对于我并无多大意义。后来报馆改组，我被推荐为三名副编辑主任之一。另外两名得到了批准，我却没有。这使我相当的不快。但不久我便置之度外，因为在那时候，我第一部连载小说已带给我相当大的声望。」
这部连载小说，便是他以「宋乔」为笔名写的「侍卫官杂记」。我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因为这篇小说在新晚报的副刊「下午茶座」连载，而我当时是这副刊的编辑。小说通过蒋介石先生一个侍卫官之口，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包括两部份，第一部份是蒋先生和一位陈小姐的恋爱，第二部份是那侍卫官和一个军长的姨太太的恋爱。故事的背景是庐山。榆瑞跟我说，除了加插一些细节之外，两个故事都是真实的。当时他是大公报驻南京的特派员，蒋先生上庐山避暑，中国的政治中心便即随而转移。他也跟着「身在此山中」，每天晚上总是和蒋先生的侍卫官们喝酒打牌，许多消息便在闲谈中透露了出来。这位陈小姐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侄女，据说做过蒋的私人护士。私情之中当然不免也有些政治因素。榆瑞的书中描写，蒋夫人知道这消息后，如何大发脾气而去了美国。那个侍卫官的爱人，榆瑞说是四川军人范绍增的姨太太，现在他们已结了婚，好好的住在台北，也有了孩子。电影明星李嫱（范之慧）是范绍增的女儿，她在闲谈之中，对
父亲的风流艳事并不讳言。我曾问过她关于这位姨太太的事，她笑着说：「爸爸的姨太太太多，我也不大弄得清楚，可能是有的。」
蒋先生的侍卫官们会不会泄漏「先生」（蒋的侍卫官们都称蒋为「先生」）的秘密呢？我以为是可能的，当然，泄漏秘密的不一定就是这个姓陈的侍卫官。榆瑞是东听一点、西听一点，综合起来写了这个故事。在这里，我不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在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读书，蒋先生是我们校长。蒋的侍从室第三处，也是在南温泉，就在学校隔壁。第三处中有几位股长股员很喜欢下围棋，我和他们结成了棋友。逢到「刑法概要」、「民法总则」、「三民主义」这些索然无味的功课时，我总是溜出课堂，和他们下棋去。那一年十月间有一天，一位棋友兴匆匆的来找我，说：「这几天你有没有考试？如果没有，我们下三天棋。」我问他为什么这样空闲，不必办公。他说：「先生到开罗去了。你不知道么？」蒋先生到开罗去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那是国防大秘密，如果给德国人和日本人知道了，自然会不顾一切的派出大队飞机来拦截。可是蒋先生动身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学校中倒有一大半人已经知道了。讲到保密工作，国民党那是绝对不能和中共相比。这次中共的货轮「跃进号」沉没，五十九名船员被日本船救起，关于沉没的情形，五十九人没一个吐露当时实情。在这种生死一线的情形下，对于自己的救助者居然仍是这般保密，说是「组织观点强」也好，说是「不近人情」也好，总之是十分「难能」。至于是否「可贵」，那要看你是
共产主义者还是温情主义者而定了。
「好奇」本来是人类的天性，这种性格在许多动物身上也有。许多人所以「追」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就是出于好奇的心理，为了「欲知后事如何」，才每天不断的「且听下回分解」。「天方夜谈」中的波斯王后薛哈拉查德所以能保全她的美丽的脑袋，全靠她能说一千零一夜处处充满了悬宕的故事，使得波斯苏丹晚晚非听下去不可。我们这些写连载小说的人、电台中讲故事的人，从伟大的迭更斯、柳敬亭以至最没出息的笔耕者和舌耕者，所以能够生存，主要就依靠于一般人的好奇心。如果人们缺少了好奇心，报纸是否能够存在，那根本便是一个疑问。
在共产党团体中，好奇心却往往是一种惹麻烦或自讨没趣的原因。与你无关的事，你最好别问。上级认为你应当道的，自然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你。否则你问也没用，甚至他们会怀疑：「你打听这些消息有什么用意？」在左派机构中工作过的人，大概多多少少曾碰到过这些软钉子。往往，一件事本身既无关重要，而外界许多人也早已知道了，在机构内部却还在紧紧张张地保密。你能够被容许知道多少消息，通常是一种「政治待遇」。知道得多一些的人，在知道得较少的人面前，常常会流露出一种优越感来。我和榆瑞一起时，称这种情形为「故作神秘」。最佳的对待办法，乃是「不稀罕听」，或是以「故作更神秘状」反击之，表示：「我知道得比你更多，不过不能告诉你」。如果你根据新闻记者的传统，好奇地询问几句，那别人马上就会比希治阁更加紧张，比蒙娜丽莎的微笑更加神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