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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春日艳艳，南国的香港已如江南初夏。杨东蒪先生穿一件白色的夏威夷衫，手中插着一柄葵扇，在大华酒家顶楼的茶座中纵论世事，潇洒如晋人挥尘谈玄，清言妙语，差相彷佛，而诚恳拳拳，又有过之。可是时间过了十多年，我在左派团体中的经历，却发觉很少有人在提出批评时时候，是根据「与人为善」的原则来进行的。或许这是因为人性中「恨」的冲动，比「爱」的情操有更原始更长期的传统。现代心理学家与人类学家得出来的结论说，人类在许多方面，和数十万年前实在很少差别，每个人下意识中，自然而然的会认为旁人是他的敌人，认为他可能夺去自己的食物或配偶。「幸灾乐祸」是人的天性，从打击别人中所得到的愉快，远比帮助别人为多。「助人为快乐之本」，那只是一种道德理想，对于大多数人，打击别人才是快乐之本。这种人类的天性，几千年的文化教养使它隐晦了些，但并不能根本的予以铲除。中国人是这样，美国人是这样，爱斯基摩人和伊瑞安的猎人头族也是这样。在历史学家的眼光中看来，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想要彻底改变人类的天性，那未免是一种奢望。
如果我们想得透彻一些，如果我们能心平气和一些，应该可以认识到，许多人类的弱点固然是一种不幸，但究竟世界上向来是这样的。刘邦擒杀韩信、凯撒被他爱将布罗特斯刺死、美国大资本家范特皮尔逼得他许多合伙人破产自杀、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尸体迁出红场……封建社会中是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如此、在共产主义的国家和组织中也是如此。
然而，在临到自己遭遇到损伤和不幸时，我们很难能以哲学家的气度，处之泰然。我个人在左派团体中没有受到什么真正的打击，然而精神上的创伤和苦痛，仍旧是很巨大的。现在隔了许多年再来回想，我不以为这是共产主义特有的偏狭和冷酷。如果我曾在国民党时代工作很久，那些想起来很心酸很没趣的遭遇，一定会同样的遇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斗争，不见得比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斗争更加温和，更加的「与人为善」。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的「绅士们」，比之共产主义的「同志们」坦白些，打击就是打击、排挤就是排挤、逼得破产就是破产、自杀就是自杀。他们不称这种行动为「帮助」、「说服」、「教育」、「改造」。
我不相信个性可以「改造」。学习一些表面上的口号与言论，那是很容易的；要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服从，要人们虚伪地说些违心之论，只要有足够严厉的惩罚和制裁，也不困难。但我不相信「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能对一个人有什么根本的好处。唯一的好处，只是强制他服从权威。一旦外在的压力消失了，他所表现的反抗，只有更加强烈。在我看来，共产党人的批评和教育，实际上的作用和资本主义国家「罚款」很少差别。批评和罚款使身受的人痛苦，以后要更加小心，不要犯规，同时使没有身受的人有所警惕。至于「与人为善」，那只是某些高尚的心灵的理想。
中共给榆瑞所受的批评教育，是一种极强烈的方式，但并不是最严厉的。在肉体上，更严厉的方式有强迫劳动；在精神上，更严厉的是遭受家人、朋友、同事的侮辱。他在书中描写中共公安人员对他不公开的侮辱和审讯，但我想他还是很幸运的。如果责骂他的是他的妻子儿女，是他的同事好友，如果这些羞辱是公开的，那可能会比死亡更加不幸。事实上，曾有许多人受过这种折磨。
我详细读了榆瑞的书后，发觉他自称中共冤枉他是外国间谍，但真正内在的原因，似乎只是反对他和外国朋友的过份亲密，只是惩戒他拒绝「改造」和不遵从工作的调派。榆瑞实在是世界上最不适宜于做间谍的一种人。他说中共释放他的条件，是要他回到香港来替中共做间谍。「间谍」这个名词，不免用得有些夸张。他在报馆中的绰号，叫做「周大炮」，由于他直言无忌，想到什么便说什么。他有一百八十多磅体重，即使以西方人的标准来说，那也是一个胖子。我不知道全世界的间谍之中，有没有胖子，至少，恐怕没有一个成功的胖子间谍。因为一般胖子总是太爱说话，太不善于保守秘密。
榆瑞和外国朋友交际，不免谈到大公报的情形，广义的说，那也可以认为是泄漏了国家宣传机构的内幕情形。他和领导人员谈话时，不免也转述了外国人的意见，这当然也帮助了中共了解西方人士的观点。然而我想这些谈话都不致有什么重大的军事或政治意义。双方或许都是有意通过他而探听消息，在他自己，却只是坦率的，没有什么目标的闲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