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撰写武侠小说,最大的动机是在于我很喜欢武侠小说。从儿童时起,大部分的零用钱就花在购买武侠小说上,每次从家乡(海宁袁花)到硖石(海宁县最繁盛的市镇,我外婆家,亦即我表兄徐志摩、表叔蒋百里的居处)、杭州、上海这些大地方,必定请人带去书店买武侠小说。和我同好者之一,是我的一个侄女查懿德,她比我年纪稍大,但因对旧小说有同好,她借了很多小说给我看,我们也常谈小说中的人物。另外一位同好,是我姑丈的四姨太,我叫她四阿姨。那时我八九岁,她已经四十多岁了,但我们仍可一起谈旧小说。我的额外收获,是承她给我很多糖果、糯饼、冰琪淋。 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有娱乐自己的作用。那时我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工作的内容是翻译英文电讯,编辑国际新闻,每星期写一篇“社评”。同事梁羽生(陈文统兄)是《蜀山剑侠传》与《十二金钱镖》的迷,日常自然有了话题。此外对文学兴趣的同事,有萧乾和袁水拍两位前辈先生(我编国际新闻,他们两位翻译,当时一起编国际新闻的,还有后来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谭文瑞先生,谭兄喜欢俄国文学,后来译了A·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暴风雨》),跟他们谈的是希腊悲剧等等话题。 总而言之,不论小孩或大人,谈论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件兴昧极高的事。我妈妈爱读《红楼梦》,她常和我的堂嫂、堂姐她们谈贾宝玉、林黛玉等等。我妈妈最喜欢的人物是探春,其次是薛宝琴,她会背薛小妹新编的“怀古诗”,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点奇怪。 自从我写了武侠小说之后,遇到的朋友,不论是旧朋友还是新识的,总是和我谈陈家洛、萧峰、阿朱、小龙女,我不大接口,旁边就有人接上去,谈论不休。有人还兴犹未尽,约了下次再谈。 如果有个茶馆,茶客们逢到了,沏一杯茶,谈谈袁承志、青青、阿九,倒也有点味道。因此,台湾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金学研究会”,要出版“金学研究”刊物。我就说我写的小说内容浅薄,平日消遣倒也不妨,茶余酒后,也不妨作为谈资。“金学”两字,愧不敢当。有读者说,有人研究钱钟书先生,称为“钱学”,金钱,金钱,金还在钱上,“金学”有何不可?我说,和钱先生相比,我学问太浅,天差地别,不可相提并论。但台湾还是有一批金庸小说爱好者,他们自称“拜”金主义者、“纸醉金迷者”,还组织了一个“拜金团”,到香港来拜访我,释称:“拜金者,拜访金庸也”。拜访某人,当然可以。 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主持人赵先生、胡先生,文汇报前总编辑石先生,浙江站站长万先生为人厚道热心,都是我的读者兼朋友。承他们好意,发起组织“金庸书友会”,要开一家茶馆,供书友们谈天说地。我欣然同意,但坚决拒绝用“金学研究”之类名称,因我学问肤浅,作品肤浅,不敢当“金学”之称。“金庸茶馆”则小至九岁,老至八九十岁,大家都可来泡一杯龙井,指出金庸小说中的错误,我和各位书友谈天说地,高兴之极。既交朋友,又遣雅兴,岂不快载!“金庸茶馆”期刊,亦以此为宗旨,只谈小说人物故事,不涉时人时事,岂不快哉! |